再见,大规模通勤;你好,15分钟社区

在新冠大流行前,我有个朋友住在英格兰南部村庄,上班要通勤到伦敦。他每天早上7点45离开家,晚上9点回来,情绪暴躁且疲惫不堪。他很少见到他的孩子,更不用说他的邻居了。

现在,他每天在自家花园的小屋里远程工作,送孩子们上学,还利用新多出来的一大块业余时间成了村里板球俱乐部的管事的。他时不时就会突然出现在球场上,拿掉球场上的覆盖物,或者修理看台的屋顶。他已经从一个通勤上班族变成了社区的栋梁。

他的情况并不罕见。在各大城市的前通勤带,远程办公正在创造出社区。对人类来说这会是一个净收益吗?还是会被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所抵消呢?

政治学家罗伯特•帕特南(Robert Putnam)在其2000年出版的关于美国的经典著作《独自打保龄》(Bowling Alone)中指出,通勤加剧了公民生活的衰落。他发现认识邻居、去做志愿者或是去俱乐部打保龄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了。这种衰落是有多方面原因的,但帕特南表示:“我震惊地发现通勤在社会孤立方面是一个多么有力的预测因素。有一条简单的经验法则是,通勤每增加10分钟,社交联系就会减少10%。”

自《独自打保龄》首次出版以来,美国人的通勤时间更长了,在2019年创下新高。这影响了所有人,不仅仅是通勤者。在疫情之前,我遇到了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多年没见的朋友。当我问他生活如何时,他抱怨了日益恶化的交通状况。当时我觉得这个答案很平凡,挺无聊的,但后来我意识到交通已成了他生活的主宰。他去哪儿都要花很长时间,所以他基本上哪儿也不去。

英国的公民生活似乎也在衰落。英国国家统计局(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)发现与2012年相比,2018年人们与邻居聊天或互相帮忙的次数减少,地方归属感减弱,“政治、志愿、专业或娱乐组织”的成员数量下降。

几十年来我在伦敦郊区亲历了这一变化,我在那上完了中小学,现在还有家人在那里。不知是哪天,主街上的教堂被改成了一家酒吧。后来人们连酒吧聚会都不去了,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家糟糕的连锁餐厅。

我上个月又回到那一带。疫情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15分钟社区生活圈,生活所需的基本服务与活动都可以步行到达。许多居民现在都在家办公。早上大家都去送孩子上学,路上聊着天,互相帮助。然后家长们会到附近的咖啡店坐坐,或者在午餐时间来一节高温瑜伽。

随便你怎么嘲笑这些新的城市仪式,但它们构成了21世纪的社区。在那里呆了一周后,我走在街上会跟面熟的人挥手。这感觉就像披头士乐队(Beatles)在《便士巷》(Penny Lane)中回忆的20世纪50年代郊区田园牧歌,在理发店,“人们来来往往/停下来打招呼”。

有一天我见到了几个朋友,他们最近搬到了伦敦的另一个地方。这几个人很快就融入到了周边生活,一部分是因为邻居们成天都在附近,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所在街道的WhatsApp群。不得不说那里面的内容都很无聊,比如关于垃圾箱这种,但社区生活本身通常就很无聊。这个WhatsApp群在当地生活中是这么重要,以至于我朋友们觉得它本来就一直存在。事实上,就像英国各地的许多群一样,它是从疫情开始后才出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