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关第一:2021如何重新定义中美竞争

2020年的中美关系,在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不久,仿佛进入静止状态:新冠疫情的爆发使中美人际交流陷于停摆,美国总统大选前中国成为候选人竞选宣言的靶子,从特朗普的“中国病毒”标签,到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和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关闭,中美关系降到40年来的冰点。2021年,如果疫情得到控制,特朗普下台,是否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个稳定的“底线”和“反弹”?中美竞赛是否会形成新的游戏规则?这是年底前许多西方学者和专家关注的议题。

《外交事务》杂志2021年1/2月号发布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•米特的专文,题为“中国想要的世界:强权会不会重塑中国的野心”。这篇文章试图梳理中国对于世界秩序的愿景,“中国模式”的优势和劣势,以及西方国家如何应对等问题。

在这些看来很基本的问题上,其实中美并没有“共识”,对于对方“居心”或“意图”的看法也似乎存在着本质上的歧异。即使在中国和美国内部,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。

担心中国崛起会形成威胁的西方人士通常都对中国的“居心”有负面预设;而认为中国会参与积极重塑世界秩序的西方人士,对于中国的“意图”采取相对正面的诠释。同样地,中国国内对美国的“居心”也有从美国试图“遏制中国论”到“公平竞争论”的差别,然而在特朗普当政期间,中国国内精英的观点进一步朝美国“遏制中国论”的方向靠拢。

米特认为,今日的中国力量主要由四个元素构成:威权主义、消费主义、全球野心和技术创新。这形成了中国模式的骨干。这四个元素结合并重组,形成了中国现代的政治DNA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态度。中国执政党希望巩固对中国社会的控制,鼓励国内外消费主义,扩大其全球影响力,开发和出口本国先进技术。米特认为,必须综合观察这四个目标,才能理解中国目前的地位和未来前景。

根据米特的分析,这四个主要目标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位领导人或危机,它们塑造了中国对于重构世界秩序的理念。在这个秩序中,中国将在亚洲扮演重要角色,并输出其经济投资模型,这个经济模型借鉴了共同体的发展思想,对自由规范漠不关心(虽然也不总是积极地敌对)。而且中国经常通过引用历史,或者重新诠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,来证明中国模式的正当性。

从2008年到2020年

对于西方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来说,2008年和2020年是两个关键节点。这是因为中国对于美国实力的评估产生了根本性变化,从而影响了自身对于世界秩序的看法。

在中国看来,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和西方体制,以及放任型资本主义的缺陷,正如前美国财政部长亨利•保尔森曾对中国媒体说的,当时王岐山对保尔森说,“亨利,我们的‘老师’有麻烦了。”

有些中国政治精英甚至认为中国幸亏没有改得那么快,如果真改了,说不定更像欧美,更容易出问题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金融危机不但没有成为改革的推动力,反而似乎变成了改革非必要的论据。

新冠疫情在西方国家(特别是美国)的失控,更加深了许多中国人看衰美国的看法,使执政者更为肯定中国模式的优越性。这个观点呼应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研究员朱利安•格维兹在2020年11/12月号的《外交事务》上写的:“中国认为美国正在败退:华盛顿必须证明北京错了”。也就是说,“美国衰败论”与“遏制中国论”在许多中国政治精英的心目中紧紧捆绑在一起,持有美国正走向没落想法的中国人,倾向于认为美国企图通过遏制中国来挽救或掩饰自己的颓势。